从《穆佐书简》谈起：书简里藏着的“文学秘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黄体军

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他于1875年出生在奥匈帝国治下的布拉格，1926年去世后葬于瑞士瓦莱的拉罗涅。在短短五十一年的人生岁月里，里尔克创作了大量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尤其是诗歌是他创作的重镇，而他一生的扛鼎大作是晚年创作的两部孪生诗集《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和《杜依诺哀歌》。两部诗集几乎同时粲然面世于1922年，并于第二年出版。那么它们是如何创作出来的？里尔克当时的灵感来自哪里？里面蕴涵着怎样的主题？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本书也许可以帮助无数读者找到理解上述两部诗集的密码——2025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穆佐书简》，作者里尔克，译者林克。书中收集了里尔克居住在瑞士瓦莱山区的穆佐城堡时写下的129封书信，而两部代表作恰恰是他隐居于穆佐时创作的结晶。

本书译者、翻译家林克提醒我们，其中写于1925年11月10日的第106封信最值得重点关注，这封信本是对波兰译者维托尔德·于勒维关于《哀歌》的问卷的回答，回答完之后，里尔克似乎意犹未尽，又对两部诗集的主题、创作动机和感受进行了深入阐释。

“肯定生与肯定死在《哀歌》中被证明为一件事。死是生的另一面。既无此岸也无彼岸，唯有宏大的统一。”“可是在几首新的哀歌开始及其结束之前，短短几天时间，另一个急如风暴的使命——《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率先完成。十四行诗出自与哀歌同样的血统。”“哀歌与十四行诗始终互为奥援，当时我竟有幸以同样的呼吸鼓满这两面风帆：十四行诗小小的铁锈色帆布和哀歌巨大的白色桅帆，我现在把这个看成是一种无限的神典。”

第115封即1926年3月1日致诗人薇罗尼卡·埃德曼的信中，里尔克再次谈到了创作哀歌和十四行诗的神奇感受。“我取得这个收获，多亏一个气势宏大的山区的影响和一座老宅邸的庇护，从一九二一年夏天我就安身于此。这乃是使我的生命变得可能，变得丰饶的那些奇迹之一：我有幸，在‘瓦莱州’，发现这座古老的城堡，名叫‘穆佐小城堡’，它那种严酷致使我凝聚心神进入最紧迫的孤独，而周围的山谷和罗讷河谷的恢宏造型则给我提供了对于那些由强化的巨大的孤单所引发的内心现象的规范和譬喻。”

里尔克是一位以沉思的形象屹立于文坛的哲理性诗人。生死、爱和存在是他诗歌一以贯之的主题。他一生不停地旅行，四处漂泊，一直在寻找心灵的故乡，同时又将孤独感奉为神明，孤独感甚至成为他创作的必要条件，而到了生命最后的几年才在穆佐这座与世隔绝的小城堡找到了真正的故乡，并如获神示般完成了一生的巅峰之作。在这一点上，里尔克可以说是一个幸运的诗人。但由于他诗歌中深刻的哲理性，他的诗总给人一种不易理解的印象，尤其是上述两部代表作更给人“如读天书”的感觉。幸好他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书简家”，一生写过上万封信，在信中常常谈及自己的创作历程、思考和感悟，这些“夫子自道”便自然成为我们理解他诗歌王国的可靠依据。

在交通和即时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书信往往成为人们之间交流信息和思想感情的重要载体，为此甚至出现过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书信体文学。和里尔克一样，很多大作家同时也是优秀的书简家，对他们来说，写信和写作同样不可或缺。反过来，这些书信也业已成为今天的我们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作家和文学现象的一扇扇窗口。

曾留学德国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冯至先生是里尔克的重要中文译者，他不但酷爱并翻译了里尔克的许多重要诗作，还非常喜欢里尔克的书信。据说在西南联大时，他总是随身携带着《穆佐书简》，有空时就拿出来读一读。当时他读的可能就是1935年的德文版初版。出于对里尔克书信的热爱，他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翻译出版了《给青年诗人的信》，此书后来多次再版，里面收集了里尔克写给青年诗人卡卜斯的十封信，这些信见证了两个诗人从1903年至1908年长达五年的文学交往。当时不满二十岁的卡卜斯将自己的一些诗歌习作寄给里尔克，请他批评；面对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的“冒昧”之请求，里尔克在回信中没有虚与委蛇，而是自始至终秉持一颗坦率之心，不吝坦承“逆耳”之言，指引比自己更年轻的诗人听从内心的召唤，以走向正确的写作方向。这本书至今读来仍令我们受益匪浅。

如在第一封回信中里尔克这样写道，“你的诗没有自己的特点，自然暗中也静静地潜伏着向着个性发展的趋势。”“只有一个惟一的办法，请你走向自己的内心。探索那叫你写作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很贫乏，你不要抱怨它；还是抱怨你自己吧，怨你还不够做一个诗人来呼唤生活的宝藏；因为对于创造者没有贫乏，也没有贫乏不关痛痒的地方。”

令人感动的是，类似其心可鉴的“逆耳”之言在一些著名作家之间的通信中亦不乏闪光的例证。如在福楼拜与莫泊桑之间、契诃夫与高尔基之间，均可见到此类情真意切的“逆耳”之言。

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是公认的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文学引路人。1878年8月15日在写给莫泊桑的信中，对于莫泊桑遇到的“事情不够多样化”“句型变化不多”等写作上的烦恼，福楼拜这样回答道，“‘事情不够多样化’，这是很现实的抱怨，你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得仔细看看呀。‘句型变化不多’，去寻找呀，你会找到的。”“老是发愁有什么用？自己在自己面前应该成为强者，这是成为强者的办法。你所缺乏的是原则，现在要知道的是什么原则。对于艺术家来说，只有一条原则：一切为艺术作牺牲。”真可谓忠告而善道之！两年后的1880年莫泊桑发表了代表作《羊脂球》而一举成名。

两位俄罗斯文学巨匠高尔基和契何夫之间曾结下深厚的友谊。高尔基对契诃夫非常崇拜，他曾将自己的第一本书《特写和短篇小说》寄给契诃夫，请他批评。1898年12月3日在致高尔基的信中，契诃夫毫不掩饰对高尔基写作才华的欣赏，“你问起我对你短篇小说的看法。什么样的看法呢？无可怀疑的天才，而且是真正的巨大的天才。举例说，在《在草原上》这个短篇小说中，你的才华异常有力地表现出来了，而我甚至因为它不是我写的作品妒嫉起来。”但随后契诃夫同样诚恳地指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现在要谈缺点吗？我先谈一点。依我看，你没有分寸。你好像坐在戏院里看戏的一个观众，他任性地表露自己的喜悦，以致阻碍了他自己和别人听戏。”

在即时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通过书信进行的文学交流已渐成稀缺之物，但我们有理由期待文学批评中的这些“逆耳”之言不会减少，甚或更多，那也是真正有志于写出更好作品的作家渴望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