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从地中海到黄河的文明之路

文｜长庚

2015年，南开大学教授杨巨平作为首席专家，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他为此组建了一个国际化的学术团队，汇聚40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共6卷、200余万字，就是该项目的重要成果。有学者评价称：“一个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者牵头，让国际学者来参与，共同做课题研究，出版一部有标志性的著作，之前在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还没有过。”

《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

杨巨平 总主编

中华书局

  1  

两个大事件

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在煌煌三大卷《希腊化史》中首次使用“希腊化”来描述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们创立的时代。

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以希腊联军统帅的身份，发动了对东邻波斯帝国的征服。金戈铁马，一路凯歌，十年之后，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区域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世界历史上第二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出现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病逝。他的部将为争夺他的帝国遗产征战了近半个世纪，最后由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亚洲的塞琉古王国和希腊本土的安提柯—马其顿王国三分天下，希腊—马其顿人对东方的统治得以延续，并由此形成了希腊人控制与影响之世界，这就是“希腊化世界”。在这个区域内建立的由希腊—马其顿人主导并吸收东方因素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和城市文化，就形成了“希腊化文明”。

中亚的希腊城市阿伊·哈努姆（复原图），是希腊—马其顿人在中亚长期立足的见证。

不过，政治格局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帕加马从塞琉古王国脱离，其后是塞琉古王国东部的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两个行省宣告独立。然而，政治格局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希腊化世界的整体特征。帕加马和巴克特里亚还是由希腊人统治，只不过由地方统治者变成了国王；帕提亚王国虽然是由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建立，但基本接受了原来的希腊化遗产，其国王曾以“爱希腊者”自居。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甚至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恢复了亚历山大的遗产，而且控制的疆域和文化渗透的深度，比亚历山大当年的匆匆而过有过之而无不及。希腊人开始发行希印双语币，印度的神出现在希腊人的钱币上。

希腊化文明的存续时间，大致开始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结束于公元前后，时间上对应于中国的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从地中海到黄河》认为，希腊化文明既非希腊文化的纯粹东传，也非东方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而是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结合，多元、统一是其基本特征。多元，就是指这种文化是由多个文化混合而成，其中虽然以希腊文化为主，但是它也包含波斯的、埃及的、巴比伦的、印度的、中亚游牧文明的因素。

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从长安出发，寻找同样受到匈奴人侵扰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另外一支游牧民族大月氏人，试图与其结盟，合击匈奴。他历经磨难，十年之后终于在中亚的阿姆河北岸找到了已经定居的大月氏人。但其国王“志安乐”，无意东返。张骞“不得要领”，只好从大夏(即巴克特里亚)经葱岭返回。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这一“凿空”之举，标志着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张骞出使的直接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带回了他所耳闻目睹的西域各国的信息。这些国家很多是原来的希腊化王国的旧土，尤其是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本来就是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统辖之地。只是包括大月氏人在内的游牧民族的到来，才结束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统治。残余的希腊人只好退缩到兴都库什山以南，在那里，他们和原来的希腊人一起，又坚持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张骞听说的身毒，就是这些希腊人的生存之地——印度西北部。他听说的安息就是帕提亚，此时已经雄踞伊朗高原，扩张至幼发拉底河一线。他听说的条枝和黎轩，应该与残存于叙利亚地区的塞琉古王国和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为都的托勒密王国有关。

  2  

“世界性”意义

从表面看，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似乎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但事实上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地中海到黄河》认为，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如果把它们各自视为独立的历史事件，那前者只是希腊—马其顿人对波斯帝国的一次征服，后者只是汉武帝时期的一次寻求外援活动。但将二者置于欧亚非大陆古代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宏大视野之下，这两个事件就有了联系，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丝绸之路的基础是“路”。波斯帝国时期，从地中海到印度的道路已经连通。亚历山大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一路征服到印度，并从印度河南下，分兵海陆两路沿阿拉伯海岸回到波斯湾。这说明，当时从地中海到印度的海陆两路都是存在的。亚历山大死后，各希腊化王国虽然呈鼎立之势，但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即使远在中亚腹地的兴都库什山下的希腊式城市遗址，也发现了一位希腊人不远万里从德尔斐神庙带来的人生格言和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尖底双耳罐。正是希腊化世界道路系统的存在，决定了未来丝路西线的基本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在丝绸之路的开通上发挥了与张骞同样重要的历史作用。

希腊人在中亚、西亚、印度西北部的统治和影响延续了三个世纪之久，他们留下了众多遗产。除了帝国统治的机制框架之外，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即希腊人原来的城市、希腊式的钱币、希腊人的雕塑与建筑艺术。当然也包括这些文明遗产的语言载体，即通用希腊语。

城市方面，不论从古典文献还是从考古发掘上，都证明了从亚历山大以来希腊人建城活动的存在，也对其中的一些给予了准确的定位。汉文史籍中留下的诸多西域地名、城市名，大多可以和原来的希腊式城市对应。这就说明，一些希腊式城市确实完成了向丝路重镇的转化，但也有一些已经湮没无闻。

钱币方面，不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塞琉古王国的钱币，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的纯希腊铭文的钱币，还是印度—希腊人的双语币，它们都被后来的其他民族的统治者或使用、或仿造、或改造。钱币的“希腊性”虽然越来越少，但至少一直延续到了阿拉伯人到来之前。即使是后来的阿拉伯人，甚至蒙古人也都沿用了这种钱币的基本形制。作为丝路贸易的中介，这些货币推动了丝路贸易的发展。这些钱币上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钱币的使用者。

艺术方面，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神在中国改头换面，成为中国佛教石窟、寺院中的护法神、大力士和天王等。希腊柱式建筑融入敦煌、云冈石窟，和田马钱兼容希、印、汉三地文化元素。这种转译过程体现了“接触—改造—新生”的动态模式，如此，以艺术品为代表的器物成为不同文明对话的重要载体。

这些对丝绸之路又有何影响呢？到公元1世纪中期后，欧亚大陆自西向东出现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贵霜帝国和东汉帝国四个大国并立的局面，四大帝国基本上控制了欧亚大陆间所有主要交通路线，即丝绸之路的几乎全部主要商路。在《从地中海到黄河》看来，正是完善的交通、繁荣的商业、新建的城市、希腊式钱币、通用希腊语等希腊化遗产，使得丝绸之路贯通成为可能。

  3  

“互动交融”

在宁夏一位北周大将军的墓地，出土了一把鎏金银壶，壶上描绘了特洛伊故事；在安徽、江苏、湖南、陕西、甘肃一带，百余年来一直有“铅饼”被发现，与汉代金饼形状大小相仿，正面有龙纹，背面是难以辨认的类似外文字符；2017年3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珍宝展上，有一块公元前3世纪的石碑，上面镌刻了古希腊哲人的人生格言，石碑基石上注明，这些格言来自古希腊圣地德尔斐。凡此种种，都与丝绸之路有关。

北周时期柱国大将军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壶腹上的图案有明显的希腊化风格。

近年来，随着全球史观的兴起，对丝路沿线的研究逐渐超越单一地域或文化的局限，转向探讨跨区域、跨文化的叙事模式。《从地中海到黄河》认为，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丝绸之路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传播的思想和文化，在于它是古代东西方诸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大通道。文明互动交融、互鉴互惠是丝路永恒的主题，经贸往来只是其中一方面。

该书指出，“互动交融”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希腊化文明与丝路沿线文明关系的基本模式。历史上的文明，不论其存在时间长短，地理范围大小，性质如何，都不会孤寂存在。即使在上古时期，文明虽然集中于某些核心地区，如大河流域、沿海地带或草原深处，由于自然环境的阻隔，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一体，各有特色，但各个文明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交往还是存在的。

由分散到整体是古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就是由文明间的交流与互动来完成的。希腊化文明本身就是希腊古典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等东方古老文明互动交流的结果。它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也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说明。《从地中海到黄河》的最终结论是：希腊化文明的遗产确实在从地中海到中亚、印度的广袤区域内产生了深远和深刻的影响，也最终通过丝绸之路以间接的方式传入了中国，但它如同其他外来文化一样，也被中国文化所吸收、改造、利用，最后融入了中华文明。

在当下全球史写作渐趋同质化的学术语境中，《从地中海到黄河》的独特价值愈加清晰。因为它以一种审慎的实证态度回归历史现场，还原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复杂面相。